火车路过风陵渡黄河大桥时，父亲指着黄河南岸的沙滩对我说，当年他们修这座铁路大桥时，曾经有几个牺牲的工人埋葬在这座沙滩上。等火车过了桥走了一会儿，就来到当年我父母工地所在的上城子村。火车在上城子车站停了一会儿，附近的村民就围着火车卖“凉开水”，一角钱一杯。这些村民也不知道从哪里灌的脏水来卖，等火车一开他们就笑着在铁路上把水倒掉了。其实上城子吃水是相当困难的，村民们这么不爱惜水，说明这些水肯定不干净。我母亲伸出头问村民，当年我父母借住过的房东一家还在不在，村民们还都认识。母亲感叹道，几十年前上城子的村民是那样淳朴，今天都变坏了。后来火车过了几个隧洞，都是父亲他们当年开的。
到了骊山上的太上老君庙还愿时，我跪在地上给太上老君磕了几个头。又默默地许了两个愿望：一是女朋友第二年考上大学，二是外公的病快点好。结果，第一个愿望算是实现了，第二个落空了。
从临潼回来，父母又在家里请了几桌客，把邢老师和父母的几个工友都请来了。席间，当时的铁Z局太谷办事处主任高叔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是咱工人的子弟，上大学是咱们家属院工人的光荣；今后你上了大学，无论当上多大的官，你都不要忘记你自己父母对你下的辛苦；也不要忘记，为咱们穷工人说话，替咱们工人办事。从此以后，我牢牢地记住了高叔叔的话，始终把自己看作真正的工人子弟，为工人说话，替工人办事。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十七、“八·一九”事件
八月十九日，原本是一个谁都不会注意的、平淡无奇的日期，人们想起它，自然会联想到夏季的炎热和为期不远的秋风。然而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这个日期以及这个日期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却成为世界的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下午，还沉浸于高考胜利的喜悦中的我，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聆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声音。在青年节目《王肖半小时》结束后，突然，播音员一改往日温和的语调，以一种严厉的、口吻播放了一则新闻：“现在播送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告苏联人民书》……”我当顿时目瞪口呆，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听完了公告的部内容，生怕漏掉一个字。我明白了，苏联发生了政变，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台。
由于当时《告苏联人民书》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通告是反复播放的，等我回过味来，第一件事情就是高声喊父亲：“爸你快来！戈尔巴乔夫下台了！”正在客厅的父亲赶过来，站在收音机旁，神贯注地听完了部新闻。父亲的脸上充满了错愕与疑虑，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好，不愧为苏联共产党，不愧为共产党！”
平心而论，我们这个家庭，一贯对苏联的一举一动都给予高度的关心。因为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从来都认为：苏联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一切都对我们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这种对苏联的热爱是五十年代中苏友谊和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所收获的果实，是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在六七十年代，无论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身处何种逆境，也从来没有相信过那些冒牌社会主义者们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污蔑与诽谤，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的信仰。
我不掩饰，我们当时对戈尔巴乔夫很有好感，非常赞赏他那充沛的精力，英俊的面容，迷人的微笑，经常深入群众与人民对话的平民作风；也非常高兴地看到通过戈尔巴乔夫的努力，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对这个人寄予了高度的信任和期待，期待他能够通过改革，改掉日益僵化的官僚体制，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重新焕发出活力，引导苏联人民走向美好灿烂的明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他的“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他的“多一些社会主义”渐进过渡的理论，他的“民主与公开性”的原则，以及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让我们耳目一新，给我们以无比强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当初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很多话，都印在一九八九年版的高中《政治常识》教材上。很遗憾，这本教材发下来还来不及使用就作废了，因为发生了一九八九年事件和东欧演变。
但是随着一九九○年以后苏联事态的演化，我们对戈尔巴乔夫逐渐产生了疑虑。因为经过五年的改革，苏联形势不但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反而开始加速滑向危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武装冲突、第比利斯的流血事件、波罗地海的独立风潮、旷日持久的矿工罢工，各个加盟国家的主权宣言，战后国民经济的第一次下滑，废除大面额卢布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以及戈尔巴乔夫忽左忽右、优柔寡断的处事方式，特别是对叶利钦等反共反苏分子的节节退让，使我们对苏联改革的前途充满了担忧。当然，这种担忧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而是缓慢地、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因此到“八·一九”事件发生之时，我们都怀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既对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