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四、列车奇遇
上大学的几年，我每学期放假都要坐火车回家。由于我是铁路子弟，所以都是父亲单位开出铁路免票，乘火车不花钱，非常方便。因为路途比较远，火车上人又比较杂，所以为了安起见，头两年我总是在坐火车时穿着父亲的铁路制服，带着大盖帽，一般人总以为我是铁路上的人，也就相对安一些。
刚上大学那两年，武汉到太原没有直达列车，只是每年春运期间有一趟广州到太原的一三四次临时旅客列车。第一次放寒假，我搭乘这趟临时客车回家。那时，民工潮已经初露倪端，列车上坐满了从广州打工回家的民工，多半是河南人。别说坐的地方，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我上了火车以后，一见是这个景象，想着这么远的路，要是总这么挤着也挺恐怖的，就赶紧想办法找地方坐。于是，我挤到列车员休息室门前，装作问他事情，实际上是想跟列车员套套近乎，在列车员休息室坐一会儿。那个列车员是个比我大几岁的年轻人，长得有点像陈佩斯。他一看门外站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回答了我的问题，就开始跟我攀谈起来。谈着谈着，竟然发现我们是太谷老乡，他家是火车站的，于是顿时亲热起来，我也就坐进了列车员休息室，算是一路坐着到了太原。
不过，这个列车员虽然属于工人阶级，但对那些沿途上火车的农民兄弟却一点也没有“工农联盟”的情感。当火车走到汉口车站时，又有一大批民工扛着大包小包往火车上挤。当时我站在车门往外看，天哪，这个时候才感觉中国人可真多：站台上如同海洋一般，人群一波一波地往车门涌；车门口几个扛着大包的挤作一团，都想先上车，各不相让。这个时候开车铃响了，列车员要关门，而车门口那些还没上车的人抓住车门不肯下去。列车员高声厉喝着，一边抬起穿钉了掌的高筒皮靴的脚向那些手狠狠地踩下去，一边用力关上车门。等车门关上以后，我往车门上刚才列车员脚踩的部位看去，上面似乎有些暗红的血迹。看到这个景象，我的心中不知为什么涌起一阵悲哀。
等到寒假放完，我又乘坐这次临时客车返校。从太原开车时车厢里空荡荡的，一到河南安阳，呼啦啦地上来一大帮人，立刻都满了。随着列车在河南境内南行，人越来越多。每一个车站，等待上车的民工都是人山人海；武警手里拿着皮带，抽打着不守秩序的人。河南民工多，而且不少人行为粗野、不讲礼貌，扛着大包小包在车厢里横冲直撞，碰了别人、踩了别人也不说一句“对不起”。后来，很多民工没有位置，就坐到行李架上，脚就神在下面坐着的旅客的头顶，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汗酸味、脚气味和劣质烟草味混合起来的臭气。等到了武昌车站，由于人太多，列车员连车门都不开。我只得翻窗户下车，结果下车时耳朵被车窗狠狠刮了一下，很疼了一些日子。
火车上人多，鱼龙混杂，各种各样的怪事都有。有一次我旁边有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矮胖的农村小妞没有座位，就要我们挤一挤，在我所坐的三人座位边上坐了一角。当时我坐在靠窗户位置上，这算是三人座位中最好的一个了。我正在座位上看书，那个小妞突然拉了拉我的胳膊，然后对我说：“我有些晕车，你能不能跟我换个位子？”我一听是晕车嘛，那就方便别人好了，于是就跟她换了位子。三人座位坐四个人，我坐在最外边就只能坐上半个屁股。结果那个小妞坐到我的座位以后，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还直打鼾呢。过了一会醒过来，又往地上吐了几口痰，开始吃起零食来。这时我身边一位阿姨看不过去了，悄悄对我说：“这女的根本就不象是晕车的样子，晕车的人都恨不得把胆汁都吐出来，怎么还吃得下去东西？”我以前没见过晕车的人，就说：“可是我见她往地上吐呀。”那位阿姨说：“晕车的人都是大口吐，她这是在吐痰，肯定是装的。”我一想，妈的，老子一片善心竟被这个人给耍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就跟那小妞说要换过来。谁知那个女的反而倒打一耙，竟然教训起我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通情理呢，我不是说了我晕车吗？”我一听更是勃然大怒，也懒得跟她废话，眼一瞪说：“这是我的位子，我要你走开你就给我让开！”我一凶，她就软了，很不情愿地让了位子。
一九九三年，汉口到太原的二八六次直达旅客列车开通，我回家也终于方便一些了。在一次乘火车路过河南境内时，突然有几个穿着列车员制服的人抓了一个背着编织袋的人，打了他几下，然后“列车员”占到座位上，义正词严地说：“旅客同志们！我们今天抓获了一个私自贩卖香烟的违法犯罪分子，查获了一批高档香烟红塔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决定当场以每条三十元的价格把这批香烟处理给旅客，欢迎大家购买。”话音未落，就有一个人高喊：“我买五条！”我一看这个阵势，断定这帮人肯定是骗子，《铁道法》中哪有这种规定？玩这种骗术的人，都是和列车员串通好了的，不是列车员的亲朋好友，就是要给列车员回扣。
俗话说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