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处长任分房小组组长。分房子是单位里矛盾最尖锐的时候,因此在一九九八年初的三个多月里我们都没见过处长几面,处里的日常工作由段副处长负责。

    由于这次分房是“末班车”,怕以后赶不上了,我连忙和刚参加工作的女友拿了结婚证。这次分房也很怪,部是暗箱操作。本来有个打分标准,把房源画个表贴出来,根据排序先后进去挑就是了,又省事又公平。可是奇怪的是,这次采用“宣布”的形式:把职工叫进去,告诉你哪里有套房子,你要不要?这种方式下矛盾很突出,很多人大吵大闹,结果闹的凶的、没后台的几个被贬到支行去了,吵的凶的有后台的挑到了好房子。我进行晚,排名靠后,也懒得吵闹,于是轮到我挑时他宣布“有套房子,只可惜是一楼,你要不要?”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事后才知道在分房子时候申处长还是照顾了我的。

    廉书记又一次显示了高风亮节。他本来是副厅级,完可以住面积二百四十平方米的“行长楼”,可他却偏偏挑了一套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处长楼,楼层也不怎么好。后来,我曾经问他为什么放着大房子、好房子不要?他说:我是纪委书记,要做出表率,按照国家政策我这个级别的干部住这么大的房子已经是超标了,房子够住就行了,要那么大干什么?又不开舞会,另外我这人喜欢清净,不想和他们搅和在一起。

    分房子还有个奇怪现象:领导们的司机房子好,行政处管伙食的科长房子好,伙食科长一人独占两套房子。后来消息传出去引起了公愤,伙食科长不得已退出了其中的一套小的。原因何在?因为行长家里的一切吃、喝、用、度都是伙食科长用公款操办的,十多年风雨无阻。至于司机嘛就更不用多说了,几乎所有单位的小车司机都享有特权,因为……因为他们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那年秋天我受申处长指派,跟计财处的那位“瑞富门”一同去查处某二级行发奖金没有执行“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政策”的情况。到了一个办事处找职工谈话,一个职工冷冷地说:我们现在没什么钱。每个月八九百块工资,孩子上学都要用掉一半多,水电煤气电话每月都是二百多,剩下的还有多少?我爱人单位效益不好,一个月只三百多块。支行好不容易发了人平一千块奖金,要按“级别”拉开,我们能有几个钱?还让不让人活了?“瑞富门”一本正经地说,“钱多钱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分行制定政策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实现‘按贡献取酬’,你贡献大,可以多拿嘛!你们支行不执行就是不对的。”我在旁边听他的话实在忍不住了,来了个阵前倒戈,说道:“分行的政策本来就不合理!按级别发放是搞级别的不平等!同一个级别上不也是平均主义吗?哪里是按‘贡献’取酬?打破了哪门子平均主义呀。”于是,我们的“联合稽查”不欢而散。这事申处长知道以后,也哈哈一笑,竟然没批评我。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九、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邓小平逝世了。那天早晨上班时我听广播里响起了哀乐,顿时心中难过起来。本来我这个人从不为那些高高在上政治家们流泪,他们的死活并不关我什么事情。而对邓小平,我更是有很多不满之处:一是腐败的蔓延,二是一九八九年事件。

    然而几天后单位开追悼会,通过电视看江泽民致悼词时,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眼眶竟然湿润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内心里对这位老人原来是有感情的。不过,我不想在众人面前落泪,于是就拼命地压抑着自己,想忍住泪水。然而当我听到江泽民念到“国人民感谢他”这一句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在地上。是的,我作为人民的一员,感谢邓小平。正是他,把那密不透风的铁幕掀起了一角,让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从此让我们明白怎样作为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正是他,让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从此不再被那无孔不入的精神枷锁压得喘不过气。

    邓小平生前厌恶个人崇拜,一直不允许印刷他的肖像,他去世以后才印制了一批画像。追悼会那天下班以后,我走街串户想买一张他的画像。无奈买的人太多,大小书店竟然部脱销。我没有放弃,一直跑了大约十几家书店,终于在一个小书摊上买到一张邓小平的肖像,回到宿舍后郑重地挂在了墙上。画上的老人微笑着,注视着我。我凝视了一会,又忍不住掉了眼泪,向他鞠了三个躬。后来女友来我宿舍玩时,吃惊地问我挂邓小平的画像干什么,又不好看,我还跟她吵了一架。

    不仅是我为邓小平的逝世流泪,我的母亲在看电视时也流了眼泪。邓小平逝世那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十三,第二天太原市政府就发布了命令,禁止进行元宵节庆祝活动。母亲后来说,邓小平真是好事做到底,一直等我们的灯笼卖到最后一天才去世,要是早几天去世,我们一年辛苦做的灯笼一个也卖不出去了。

    应当说我对邓小平的情感是复杂的,爱恨交织。我们这个几十年受压制、受侮辱的家庭,能够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