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除了在经营时为了这些福利的实现缴纳各种税收外，基本没有什么额外负担。而中国不一样，虽然福利水平很低，但无奈人太多，负担也不轻，都由单位背着，企业效益好时没有居安思危，而是大手大脚地花钱，利税部上缴；效益一旦不好，也要维持着福利开支，更加举步维艰。我的父亲年轻时单位有公费医疗，但那时身体健康，除了感冒发烧拉肚子外没什么大毛病；等到老了得了重病，单位却因为不景气报销不了医药费，前前后后治病花掉了二十四万，绝大部分都是我母亲糊灯笼卖挣的钱和子女掏的钱。而那些没有钱的工人得病，只有回家等死一条路了。就连企业的退休人员也要企业负担，有些企业历史悠久的，退休的比干活的还多。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好起来？
六是企业内部缺乏正确的激励淘汰机制。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就能进不能出，无论多么不称职的人都照样拿工资；企业内部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养舒坦了一批懒人笨人，伤害了一批能人勤者；到了改革后人们渐渐获得了择业自由后，很多能人纷纷离开国有企业另谋高就，而相对能力较弱的却沉淀下来，企业的人员素质越来越差。其实大家可以认真回忆一下，七八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有几家不是每天上班时间在大门口、车间里聚集一帮无所事事的人吹牛聊天或者忙私活的？二○○○年我接触过一个总是发生请愿事件的建筑机械厂，了解到该厂的职工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老职工子弟接班入厂，文化层次低、技术生疏，重大事故和人为设备损坏时有发生，厂内经常出现做私活占用公家东西现象，甚至部分职工监守自盗，偷拿一些半成品、物料、模具、图纸、工器具卖给厂外私人经销部或用于私活。一九九六年夏季一场暴雨后，该厂的部分围墙倒塌，厂里拿出钱来让职工砌墙，竟然无人愿意干活，不得已请来一个农村建筑队。一九九七年底新来了个厂长，要加强劳动纪律，对几个外出揽活的职工做出了处分，结果这帮人围殴并砍伤了新任厂长，导致该厂无人敢出面当厂长。没饭吃不行，一九九八年该厂职工还先后多次上街闹事要生活费。银行的信贷员上门讨贷款，也被这个厂的工人认为是“黄世仁逼债”，多次谩骂、侮辱信贷人员，弄得银行的信贷员都不敢去了。我也很清楚，如果自己昧着良心，装做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把国有企业的职工都写成一副“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样子，再为今日他们的悲惨处境喊两句口号；“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说些同情工人阶级贫苦的话，写一些讽刺和抨击“富人”的文章，“半是榜文、半是挽歌”，就可以占据廉价的道德优势。但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写文章凭的是良心，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怀着政治目的，按照早就定好的框框进行材料取舍，刻意夸大或者掩盖某些事实。根据我多年以来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一切都成长于它的昨天，国有企业的苦果早在国有企业建立的那一天就已经种下了。多数人天生具有惰性，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去开拓奋进，而国有企业内恰恰缺乏这种压力。
七是对企业家的地位认识错误，奉献与收入不成比例，造成企业家道德风险难以防范。在西方国家，企业家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对合法所得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则使得企业家们安心赚钱。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精英多半集中在企业家阶层里。西方企业家的收入高低，与企业经营好坏密切相关。如果经营不善，企业家只有破产，自己承担责任。然而中国却是个官本位国家，公民的私有财产长期被当作一种罪恶，得不到法律保护；要想成为人上人，那你就得当官。社会精英都集中在官场里勾心斗角、拉帮结派。而官场，却是不能创造任何社会财富的。精英过度地集中在官场，只会浪费人才资源；还容易造成政策不连贯，朝令夕改。企业家则没有真正的社会地位，也缺乏真正有本事的人来安心经营企业。国有企业的领导如果经营得好，收入也还是那么多一点；经营得差，只要把上面招呼好也还可以异地做官，甚至反而获得提拔。因此，一些有能耐的企业家逐渐心理不平衡，产生了歪门邪念。一九九五年我刚参加工作前后，武汉发生了“于志安事件”。于志安是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并兼党委书记、总经理于一身，还担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又有国工商联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等多种身份，也算是个能人，短短十年时间里励精图治，把一个原本陷于破产边缘、五千多职工没饭吃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弄成了“国五百强”企业，十年来利税增加了一百倍。然而，于志安认为这个企业有今天，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他所获得的却远远与他付出的不相称。于是于志安以自己的名义，利用企业集团跨国投资的机会，在菲律宾注册成立了一个注册资本为六十五万美元的电厂，并于一九九五年出走菲律宾。后来中国跟人家外方交涉，追回了六十五万美元的注册资本，但此时人家已经不在乎这六十五万美元了，每年电费的收入就有一千万美元。除了武汉的于志安，还有云南的储时健，也属于这类心理不平衡的人。然而，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