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难过，甚至对行长感到有些愧疚，因为我曾经咒骂过他。尽管他做的一些事情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但毕竟当年是他把我挑进行里的。没有他当初的决定，我这个一文不名的外地穷学生肯定没办法在武汉站稳脚跟，从这个角度来说，行长也有恩于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戚戚，在此我愿行长能够安息长眠。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一、国庆五十周年
一九九九年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那一年国庆前夕，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注」即前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到中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也到了武汉市。闻听这个消息，我自然是激动万分，马上订了一张票去看。那天下午我早早地赶到武汉剧院，发现还没有开场，就绕到剧院供演员进出的后门。台阶上蹲了两名三十多岁长得很帅气的俄国人，用俄语交谈着什么。我走上前去，叫了一声：“达瓦里士！”（「注」，“同志”一词的俄语发音）二名俄国人停止了彼此的交谈看着我，回了一句：“达瓦里士。”然后，他们二人分别指着自己，一个说：“瓦夏”，另一个则说：“罗欣”。然后他们又看着我，嘴里用俄语咕哝着发问。我明白了，他们是在问我的名字，于是我回答到：“雅科夫。”两名俄国人怀疑自己听错了，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
除了几个简单的词汇之外我不懂俄语，可那两位俄国人也不懂汉语和英语，于是我敬给他们两枝香烟后就跟他们告别，进了剧场。我先买的座位是位于二楼的，可我到了座位上发现这里距离舞台实在是太远了，看电影可以，看演出不行。于是我来到楼下一等票区域，找了个空座坐下，想着万一有谁好说话就给人家百十块钱跟我换一下。这是身旁来了一个戴着眼镜、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看了看我以后问：“你在这里坐吗？”我赶紧把情况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就笑了，说：“小伙子你运气真好，这个位子是我丈夫的，他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你就坐吧。”我一听，又是感激，又是庆幸。
那位老太太是五十年代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的毕业生，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毫无疑问怀有对苏联和俄罗斯真挚的情感。乘着开场前等待的时间，老太太跟我谈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并且非常惊诧我竟然也这么热爱苏联。我们两个人像是忘年交，一起哼起了苏联歌曲，一首接一首。老太太会唱的那些歌我都会唱，她一起头我就跟着唱，有些歌词她记不清了，可是我记得清楚。因此，老太太又兴奋，又惊讶，激动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竟然对苏联艺术这么熟悉，现在的年轻人里可真不多见啊。”我笑了笑，回答道：“是的，在这方面，我跟你们属于同一代人。”
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支持者，经常义务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集会上演出。那天红旗歌舞团的艺术家们给中国观众奉献了十八首歌曲和舞蹈。其中，那首亚历山德罗夫亲自所作的《神圣的战争》，给我以极深的印象。记得当年丘吉尔听了这首歌以后曾说：“唱着这样歌曲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而我听了以后，感觉和丘吉尔一模一样。
去看演出的人大半都上了年纪，也有一些年轻人。由于都是痴迷的俄罗斯艺术爱好者，会场气氛十分热烈，掌声不断。演出结束之后，应观众的热烈要求，艺术家们又加演了两首歌曲。然而，就在演出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不快：一些人看到演出就要结束，害怕人多拥挤赶紧抢着离开，人家在台上一边唱，我一边听到后面有人离去时弹簧椅子发出的辟里啪啦声。老太太皱了皱眉头，说：这真是对人家的不尊重，真为这些人感到丢脸。
演出结束之后，老太太想去跟演员们见见面，于是我搀扶着她来到后台。见到正在卸妆换衣服的演员们，老太太用俄语热情地跟他们交谈着。后来，一位演员掏出了一盒红旗歌舞团演出的磁带，送给了老太太。红旗歌舞团的团长也分别给老太太和我的节目单上签名留念。从剧院出来的路上，老太太教了我几句俄语：Здравстбуйсе达拉斯维捷（你好）；До свидания达斯维达尼亚（再见）；Спасипо斯巴希巴（谢谢）；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晚安）。当我跟着老太太读“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这个词时，正好有两个俄国人回下榻的饭店，走过我们身旁。听到我们的话，他们停下来，微笑着轻轻地对我们说了一句：“达斯维达尼亚”。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这次阅兵式是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具有一种格外的意义。被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起来的我，自然也非常关注这次阅兵，故而一点不落地从头至尾看完了。不知为什么，尽管这次阅兵花费颇高，士兵的装备也改善了不少，但我总是觉得比一九八四年阅兵时缺少了些什么。究竟是缺少了什么呢？我思考了很久，发现大概是缺少了一种催人奋发的精神，以及人们脸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