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退学养病”，儿子不明白这事的分量，也就和父亲商量。老父亲一听就明白这是把他们往外推，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后来学校耍赖，干脆不给钱治病了，在老农民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后，医院停了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孩子一天天走向死亡，老农民不得不外出借钱去了。由于血小板急剧减少，一天夜里大学生七窍流血，流出的血顺着床掉到地上滴滴答答作响，声音和血腥味惊醒了我母亲。我母亲急忙到护士房叫护士来，护士小姐看了一眼以后无奈地说：“得输血小板，可是他没钱了，我们也没办法啊。”我母亲说，那不能眼睁睁看这孩子这么流血死掉啊？护士小姐回答说：“那怎么办，一袋血小板得一千五百块，我们不交钱，药房也不给药啊。”我母亲急忙叫醒了其他几个病人家属，其实她们也没睡着，这情况下谁能睡得着？几个做过母亲的人，出于伟大的母爱，凑份子凑了一千五百块钱交给护士小姐买了一袋血小板给这孩子输上，算是止住了血。但是第二天，那个大学生还是死了。
对，没有钱立刻就停药，哪管你是死是活？这是“医疗产业化”以后医院的规矩。产业化么，人家是要讲究赚钱的，这年月到哪找雷锋去？曾经有好几次，因为家里预付的帐单没钱了（有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怎么会这么快没钱）立马给我父亲停了药。母亲无奈，只好打电话给我让我从武昌送钱过来，啥时候钱送过来啥时候才给打针，什么保证啊都没用的，于是乎本来要打到晚上十点左右的针，一直要推迟到凌晨才能打完，我母亲和父亲就只得不熬夜打针了。
从二○○一年四月到二○○二年三月，我父亲在A医院一共化疗了十一个疗程，每次疗程多则一万九千元，少则八、九千块，一共花掉了十二万多元，此外还有一些出院时带的药，大概也有三万多块。虽然我和我姐工作都还算可以，但如此昂贵的治疗费用也很快使得我们家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治疗真的要花这么多钱吗？后来我们知道了答案：不，不是。我父亲自二○○二年四月转院到B医院以后，每个疗程花费基本上维持在三、四千元左右，而且每次费用变动都不大。那么，冤枉钱究竟是怎么花出去的？根据我的调查，发现有以下几个途径：
方法一，离谱的药价。
以我父亲必须不断服用的抗病毒药物双黄连口服液为例，同是一个药厂、一个牌子的这种口服液在A医院定价是二十七元一盒，在B医院定价是十六元一盒，而在不同的药店里则只卖七元到十三元一盒。要知道，现在的药店也不是学雷锋的，药店也要赚钱，可是在A医院里的要价，竟然是同样赚钱的药店里价格的百分之四百。而且，这也不是偶然现象，我父亲在这个医院所用的部药方子，都比药店里的价格贵出很多。
二○○一年，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湖北××制药集团的李董事长，他们主要生产VC片剂和其他一些抗生素。跟他见面那天，恰巧我的上级生病，就买了一盒抗生素吃。李董事长跟我们谈话时见到这盒药，出于职业习惯就问多少钱买的，我的上级就回答说二十多块一盒。李董事长笑了笑，说：“你知道这药成本多少钱一盒？两块。”听了他的话，我和上级顿时目瞪口呆。李董事长无奈地说道：“现在药品流通环节实在太黑了，一方面我们药厂出厂价压的很低，药厂利润非常少，很多老的制药企业都破产了；另一方面患者购药价格奇高，很多患者吃不起药、看不起病。钱都被医院和批发企业赚走了。现在好多药，成本价与售价之间至少有百分之三、四百的利润空间，有的甚至更高。”
方法二，黑心的处方。
我父亲在A医院化疗时，每次化疗的用药，最贵的不是化疗药物，而是五花八门的辅助药，有护心的、护胃的、护肝的、护肾的……还有一些药，我们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到底是护什么的。有时，竟然同时打两种护肝的药物。臧教授的解释也很理直气壮：化疗药物等于毒药，如果不用这些辅助药会对人身体有很大损害。我们做晚辈的最怕父亲受罪，只好赶紧让人家开处方。但是当我父亲一年后转院到B医院时，给父亲治病的陈教授却说：“这些所谓的辅助药，除了前两次化疗时要使用以免得对身体有刺激外，以后疗程则需要根据病人反应确定；一般身体好、反应小的就应该停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