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总就是群情激奋，人人喊打，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
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
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
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即不顺，也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
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
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
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时行反对。
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
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权处理此事。
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帐。
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
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的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
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