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住院保胎期间，母亲每天做好丰盛的饭菜，由我送到医院里。有几次我单位加班，我的母亲就代替我给我的妻子送饭。那时父亲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母亲放心不下父亲，犹犹豫豫地不肯离去。父亲躺在床上艰难地挤出笑脸，对母亲说：去吧，去吧，孙子等着吃呢。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理解我们。
父亲是这样信赖我们。在去世前的一个星期里，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吗啡、杜冷丁，甚至手术用的麻醉棒都用上了，可还是不能止住那深入骨髓的剧痛。为了让父亲不再受苦，我们不得不央求医院给父亲用一种可以始终保持睡眠状态的药，让父亲在睡眠中获得一点安宁。一次，当父亲醒来，看见儿子坐在身边，就吃力地喘息着对我说：来，我握住你的手，这样我心里有个依靠。我含着眼泪，紧紧握住父亲的手，看着他沉沉睡去。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信赖我们。
父亲是这样关怀我们。在去世前两天他清醒过来时，忽然对母亲说：跟小冬说，别让贝贝多玩手机。说完，他又昏迷过去。小冬是姐姐的小名，母亲先以为父亲是在说梦话，但琢磨了一天终于明白过来：住院前不久父亲看电视上说手机有辐射，对儿童健康不利；父亲是担心贝贝玩手机受到辐射。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关怀我们。
父亲是这样疼爱我们。在去世前一天下午，我从外面为他买礼帽和衬衣回来，父亲还在昏迷。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父亲醒来，立刻被刻骨的疼痛所折磨。即便是这样，父亲还呢喃着对我说话。当时，父亲吐字已经非常困难，我几次都没有听清楚他说什么。最后一次，父亲艰难地、一字一顿地说：天——黑——了，回——去——早——点——睡——吧。父亲知道儿子要上班，还要来尽孝，晚上回去后还要加班加点抢写文章，因此父亲怕儿子累着。这是父亲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此后直到去世，父亲都没有从昏迷中醒来。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疼爱我们。
父亲一生酷爱音乐艺术，在器乐演奏方面颇有心得；父亲一生喜欢思辩，晚年患病期间大半时间都在读书与思考。父亲最大的心愿是国家能够不再被政治运动折腾，老百姓能过上安宁平静的日子；父亲反对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对当前国人生存条件日益恶化和民族的道德沦丧深感忧虑。父亲的小愿望是看到孙子出世和儿子写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出版。父亲最大的遗憾是坎坷了一辈子，该到了享福的时候却身染恶疾。父亲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我的母亲，心地善良而且坚强。父亲最大的愧疚是在刚结婚时母亲遭到祖母虐待，父亲没有敢为母亲遮风挡雨，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父亲最亲的就是他的妻子和儿孙们。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父亲带着对我们无限的眷恋、关心、疼爱和信赖，离我们远行。父亲渴望看儿子写的书，也渴望领着孙子在阳光下玩耍，但是无情的疾病没有让他如愿。尽管几个月以来我夜以继日地赶写文章，每天要写到凌晨三四点钟；尽管我的妻子已经孕育着小生命，但是我们终究没有能够赛过病魔，父亲还是没有实现他的渴望。聊以自慰的是，父亲是带着希望走的：这本书已经接近尾声，而且已经有五、六个大出版社主动与我联系出版事宜；妻子腹中的小生命也在茁壮成长，几个月以后就能听到婴儿的啼哭。父亲，等我的书出版了，我一定给您烧一本，让您认真读一读儿子为您写的书；父亲，等我的儿子出世了，我一定把他抱到您的灵前，让您好好亲一亲您的孙子，您的骨肉。
写到这里，我已经无法再看清屏幕上的文字。父亲啊，请你停一停，让儿子再跟您说声珍重；父亲啊，请你等一等，让儿子再握握你的手，再感受一次父爱的梦。
「父亲的简历」
国之杭，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一九五一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河南省公安总队、武汉军区公安总队等机构任职。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被当作“反革命嫌疑”隔离审查，后被释放。一九五六年转业到河南省开封市文化局，一九五七年夏季在“反右”运动中被罗织罪名，打成“反社会主义坏分子”押送农场改造。
一九六三年获释放后，参加东北铁路工程局（后改名为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在加格达奇附近的森林中修筑铁路；一九六六年流动至陕西潼关一带修筑铁路；一九六七年十月与我母亲相识并结婚。一九七○年流动至河北幽州、怀来一带修筑铁路，一九七一年又随单位流动到山西省太谷县，并且在此定居，育有一子一女，现在均已成家立业。
一九八三年在蒙冤二十六年以后，父亲的冤案获得平反并被恢复名誉。此后在铁三局太谷地区办事处任职，一九九二年退休。退休后，单位的退休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父亲和母亲一起靠扎灯笼谋生。一九九八年父母随我到武汉定居，二○○○年下半年开始频繁发病，二○○一年年初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经历二十一次化疗之后，于二○○四年四月二日因呼吸循环系统衰竭去世，享年六十九岁。